三姨是在那天下午赶到表哥的部队的。那天部队准备给表哥开追悼会，三姨一进营区，看到每个人的脸上没有电视电影里的那种亲切的笑，她的心马上飞到空中去了。那张“有事，速来”的电报还揣在三姨右边贴近胸口的袋子里，她很想把它拿出来再看一下，但是还没容她的手抬起来，一前一后两个肩上挂星的军人快步走过来扶住了她。三姨的心便剧烈地跳起来了。
　　军人的手很有力。三姨挣不脱。她开始一个劲儿地问，发生了什么事?
　　两个军人对望了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三姨感到他们扶自己的手力又大了一些。接着，她看到年轻的那个军人眼里涌出泪花来了。三姨便感到有一片片的金花掠过原野，眼前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　　三姨快步地随他们穿过人墙，那些人墙都一动不动，像是故乡路两边的高梁。三姨感到她走过时，两边像风吹似的有叶子摆动，后来她才知道这是那些年轻战士们的手，他们在她走过时向她敬礼。
　　三姨于是想在人墙中寻找他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的表哥窦峰同志——表哥当兵后我们一直称他为同志，因为他第一次写信回来，一律把我们这一辈的人戏称革命同志。这事在当时有些幽默。可现在不行，现在我的三姨正在从那些人墙中寻找属于她的财富——那是她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三姨发现他们的脸和她亲爱的儿子没有两样，他们一个个年轻而又挺拔——像冬天里的白杨树一样。三姨走在人墙中忽然感到一阵幸福，但这种幸福以没有见到我的表哥窦峰同志而告终结。三姨的神情一下子变得有些恍惚起来。她看着扶她行走的那两个人的脸，那两个人的脸黑乎乎的，只有两挂泪水清莹，像是泉水似的不停地向外涌着。三姨心里闪过一丝不祥之兆，她手上的那个小包终于掉在了地上。
　　三姨站住了。她看到一个更挺拔的身躯向她走来，她看到了部队的营房上挂着一排黄纸，黄纸上写着一行规规矩矩的大字，三姨突然感到眼前一黑，思想就不知跑到哪个地方去了。
　　好久好久三姨醒来时，才忆起那几个大字是：深切悼念战友窦峰同志。
　　三姨的第一个念头便想，自己这一生算是完结了。三姨感到自己马上便瘦了下去。
　　事实上三姨真的瘦了下去。有一些日子我看到三姨再也不像过去的三姨那样漂亮了，她整天坐在小镇上，脸上笼罩着悲戚的神情。小镇那些天仿佛总爱下雨，从雨中走过的人们看到三姨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便上前去劝她。三姨不说话，但她的眼圈红着。人们便站得远远地悄悄地落下几滴泪来。这个镇上的大美人的这副样子，自然引起了许多多情而又善良的男人的关注。他们伤心地看着三姨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，他们无能为力。因此镇上的女人们窃窃私语，而男人们则拼命地抽烟和喝酒。我从镇上走过时，再也见不到往日那种欢乐与祥和。往日的镇上，据我母亲说，人们都以与三姨打一声招呼和说上两句为乐。
　　你三姨瘦了。我母亲说。
　　她的确是瘦了。我父亲也说。
　　于是那些天我母亲陪着三姨流了好多好多的眼泪。我弟弟总是好奇地看着她们。尽管他不知道她们为什么流泪，但那时我弟弟刚上数学课，他说她们的眼泪的体积可以装满我家门口的那口大缸。我弟弟还想和我姐姐算汁泪水到底是用平方米还是用立方米计算，结果话刚一出口就挨了我姐姐一个重重的耳刮子。我弟弟当时就哭开了。要是在平素，我母亲肯定要打我姐姐几下，可那次她只是漠不关心地看了看我的弟弟。我弟 弟只好不哭了。
我常常站在三姨的屋子边，看着她坐在那个白白的圆椅上独自悲伤。等没人时，她便哭开了。我走上前去，抓住三姨的手说，三姨，别哭了。我求求你别哭了。
　　这一说三姨哭得更厉害了。她一哭还把我紧紧地搂住。于是哭的人由一个变成了两个，最后变成了一大群。

　　有一天我们上课，老师让我们给英雄下一个定义。我们说了好多种说法，但没有一种说法让老师满意。当我们惶惶地看着老师时，他说，像窦峰同志那样的人，才能称得上是英雄。
　　于是，我们开始寻找我表哥的英雄事迹。
　　我表哥窦峰入伍走时刚满十七岁。他是解放后我们镇上惟一一位当兵的人。我们镇上曾经出过不少英雄人物。但他们的名字只在烈士表上，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回来。四里八方的人都说我们是一个红色村，出去参加革命的人比种田种地的人还多，但是他们出去后没有一个人走着回来，也没有一个人给这块土地带来过任何的幸福。倒是邻镇里活着回来的一个人，有一次回乡时后面跟了好多人与好多车，我们镇上的人便在那天几乎全部哑巴了。我们镇的人眼睁睁地看着邻镇的人放鞭炮、跳秧歌，全镇的人都陷入了深深的失落，最后除了我们这些玩泥巴蛋的，大人们好像都失眠了。
　　表哥要去当兵时，外婆还与三姨吵了一架。因为外公当年走出去时撇下外婆同样没有活着回来。从那时起，长长的梅雨天仿佛盖在了外婆的心里。外婆说自己当时恨透了。可恨透了的外婆还是照旧把外公的相片镶在一个大玻璃镜框里，摆在家里显著的位置上，每天烧香烧饭烧水地跪拜着。我母亲说，外婆至今坚决不领政府每个月发的那八块钱，这一点在我们镇上曾引起过大家的议论。
　　镇上的人说，为什么不领呢?反正我们镇上的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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