参加过革命的百岁老人刘大爷突然打来一个电话，然后，他就失踪了。县长以为他是到北京来上访了。县长很着急，因为去年刘大爷百岁生日，县长还去祝寿了。刘大爷是不是到北京来上访了呢？他为什么要上访？
　　刘大爷突然打来了一个电话。刘大爷在电话里很气愤。刘大爷说，他们要向我收费，我都一百岁的老人了。
　　我没料到刘大爷会给我打电话。按故乡的现状，刘大爷打一次长途至少得花几块钱，几块钱哪，掉在地上城里人或许捡都不捡，但对年收入不超过四百块钱的刘大爷来说，这几块钱可能挖了他的心，要了他的命。而刘大爷打了电话，说明还有比他的心和命值钱的东西。
　　我说，为什么要向你收费?要收什么费?
　　我的声音很大，但刘大爷听不见。一是我们那么大的村才一部电话，可线路不好；二是刘大爷有些耳背，听不见也是正常的。
　　但我觉得刘大爷有些与我开玩笑的意思。他去年过百岁大寿时，村里还给他祝寿，连从没来过我们村的县长大人，也带着一大帮报社记者和电视台的人来了，搞得轰轰烈烈的，说是关注老年人的健康，祝他健康长寿和安度晚年。后来在电视上一播，我们全县的人民都看见了，怎么还会向他收费呢?
　　我对刘大爷说，他们一定是搞错了，他们肯定是弄错人了。别说你不该收，相反还应该给你发钱呢。
　　我说了好半天刘大爷才听清楚。刘大爷的话在我耳边震得嗡嗡响。刘大爷说，他们没有找错人，他们说是按人头算，他们说每个人都要上交，平均摊派。
　　我又问是什么费。刘大爷说，他们说今年要改革，费改税了。
　　我说，国家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才这样做的，是好事。这样农民一下子不是把负担减下来了吗?
　　刘大爷说，减啥!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。过去交费，没交的还不敢抓人。现在费改税了，他们说是国家要的，不交，派出所就敢抓人了。
　　我问，到底是些什么税呀?
　　刘大爷说，不是税，要是税我早交了。可他们坚持说这是税不可!什么修路呀，建学校呀，办茶厂呀，每家每户每个人都得收。
　　我说，公共建设和公益设施，国家不是有专项投资吗?不是不从农民口袋里要钱吗?
　　刘大爷说，你说的是政策，政策到我们这里便成了对策。刘大爷说着便咋呼上了，一听就知道他上了火。最后他还告诉我说，为了这事，他与他们都吵起来了。他们说如果他不交，派出所就要来抓人。
　　我知道故乡这费那费的收得很厉害，但没想到收到百岁老人的身上了。于是我对刘大爷说，你别急，我给村长打个电话。
　　刘大爷放下电话时说，他们要来抓人，我这把老骨头就与他们拼了。当年我是为啥参加革命的?我就不信!
　　我想以刘大爷的脾气，他肯定是做得出来的。想当初，地主老儿家收费太厉害，国民党的官府搜刮民脂民膏的，他一气之下就摔了锄头扛上枪革命了；而革命胜利时，他又放着官不做，却要回家乡来务农，他的老首长气得要枪毙他。他说，我一个庄稼佬，不是当官的料。结果还是回来了，这脾气应该不算小吧。
　　于是当天晚上我便给村长家打电话。村长说，唉呦喂，是贤侄，好久不见，很想你。
　　我也不知道村长是不是真的想我，因为自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走出故乡后，为村里的几件事，我找了他们的上级，使他们的决定不能执行，算得上是得罪过他。他心里有没有落恨我不知道。
　　我说，没事我也不敢麻烦你呀。
　　村长说，贤侄看你说的，有事就吩咐嘛。你是京官，说话有分量。
　　村长每次说话就称我是京官，我也不计较，便说，你知道刘大爷这事么?
　　村长说，么事?
　　我说，你们要向刘大爷收费?他孤身一人，到了百岁，向他收费是不是违反了国家政策，还让外面笑话?
　　村长说，贤侄，你还怕外面笑话?去年我们唱戏玩龙灯时，你不是弄得大家很没面子?
　　我说，去年那事，主要是不该搞封建迷信嘛，挣钱也不能再搞这一套。
　　村长说，贤侄，你是不当家不知油盐贵呀。上面要求的，我不照办也不行。村里做基建什么的，都得花些钱。要不你在北京搞个募捐，给我们筹一点?
　　我说，这哪跟哪呀。
　　村长笑了说，这事也就那样!理论我理论不过你，你是我们村的大学生嘛，道理你当然比我会讲。
　　然后无论我怎么说，村长就是绕开这个话题。我说，村长，你要是不管，我可找乡里了。我原想村长是怕我找乡里的。可他果断地说，你找吧，反正这也是吴乡长的指示。
　　说完他生气地把电话挂了。
　　我怔在那里。心想这个村长果然是个刺头。
　　记得去年时，村里要玩龙灯，说是乡下文化娱乐活动太少，过节了应该让大家乐一乐。村长给每个在外面工作的人都来了信，说是要活跃大家的文化生活，建议我们每个公家人出点钱。我们很高兴地出了。可后来我家里打电话说，村里的龙灯是玩了，可又搞起了请神、烧香、建庙、搞宗派的那一套。更重要的是，到别的村玩时，还要收钱，祭祀，最后为龙灯队行路的事，差点还引发了宗族冲突。
　　于是我打电话给村长，说文化娱乐活动要高雅一点。
　　村长说，你们考出去了，不信这一套没关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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